十一、用“昭通”抹掉乌蒙

鄂尔泰对乌蒙等地的屠戮，显然不仅是他在奏折之中所提到的这些。这场屠戮的惨酷，就连《清史稿》这样的遗老之作，也使用了“刳肠截脰，分悬崖树间，群苗詟栗”这样的措辞，来加以形容。就是按照鄂尔泰自己的说法，此次平定乌蒙，“各路荡平”之后的杀死民众的人数，也在万人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题名《为猓逆全获各路荡平事》的奏折中，鄂尔泰在叙述此次事件乌蒙民众的死亡人数时，使用了这样的措词：“逆首逆党及附从凶猓前后临阵杀伤并滚崖投江自杀自尽者已万余人”，这就是说，鄂尔泰把被官军驱赶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而后投江滚崖而死的人，视为“自杀自尽”者而不算在被官军杀戮的人数之中。这样的措词显然反映了鄂尔泰杀人过多，未免心虚的心理。但即使万余这个数字，也依旧不够真实。要知道鄂尔泰平定东川、乌蒙两地之乱的口号，是所谓“务获渠魁，尽屠丑类”，因此，在鄂尔泰挥兵杀入两地之后，除了有能力逃出他的魔掌的人以外，这里的民众几无剩余。据说，事件平息半年之后的乌蒙，还是一个积尸盈野、疫疠横行的鬼蜮世界，随军进入乌蒙的贵州大定府同知鲍尚志在他的《平夷后记》中，是这样来描写当时的情景的：

寒冬腊月，蝇蚋扑面。内无墙垣，外无城郭。举步髑髅，遍野尸骸。迭尸流血，秽气满城。阵风尽腥，杯水半血。欲食先呕，未眠先悸。

由于年代久远，再加鄂尔泰之流的刻意隐瞒，在此次事变中东川、乌蒙两地民众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已经无法统计。但从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形是如何惨酷，另一方面，又可以据此得知，在无情地屠杀乌蒙民众的同时，鄂尔泰的人马，甚至还连同乌蒙的城郭也一并毁灭了。在鄂尔泰的奏疏中，他自己也说过“凡属贼巢，业已扫荡一空”这样的话，可见鄂尔泰在杀人的同时，还纵容其部下抢掠财物，焚毁村寨城市。如此野蛮的行径，即稍有良知者，哪怕他就是鄂尔泰的部下，也会深为不满的。他们只是慑于权势，不敢把话讲出来而已。

然则，就在鄂尔泰如此野蛮地以政权名义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任意烧杀抢掠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发了出来。据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鄂尔泰奏折所称，大学士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等，曾于十月初九日奉雍正上谕，就他们对鄂尔泰处理东川、乌蒙事件的不同意见，寄信鄂尔泰。马尔赛等人的信件迄不获见，唯鄂尔泰奏折前录雍正上谕一道，略可窥知，这些意见原本是写给雍正本人看的。可是，雍正却让这几个人把意见直接寄给鄂尔泰本人，由此可见雍正对鄂尔泰的宠信已经到了何等地步。在这道上谕中，雍正说道：

用兵剿抚之后，其渠魁有应得之罪，或将其家口赏给兵丁，以昭国法。若夫胁从附和之人，诛之不可胜诛，既已宽其重罪，即当还其家口，复其故居，仍使之骨肉完聚，则彼心无系恋，易于管束，可不至于反复糜常矣。即如进兵之初，于扼要之处，自不得不焚毁关隘，以破其险阻。若室庐房舍之可存者，仍留以为归顺后安插之地。此亦法外之仁也，以秉性凶恶之人，而失其故居，离其亲属，则心怀忿恨，往往不能贴然宁静。

雍正的这一段话，大概就是对马尔赛等人意见的答复了吧。按这段话的意思，鄂尔泰对发动事变的“渠魁”，可以绳之以法，甚至将其家口赏给兵丁。可是，对那些胁从附和的人，却是“诛之不可胜诛”的。既然不可胜诛，就只有宽免他们的罪过，还其家口，使骨肉完聚。所以，在进兵之初，于险扼之处，焚毁关隘，以破其险阻，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些完好的房屋民居，却应当留下来，以便日后安置被宽大的胁从们，不然的话，他们心怀忿恨，就恐怕又会生事了。

但或者无论是马尔赛等，还是雍正本人，都没有真正懂得鄂尔泰的策略。对鄂尔泰而言，并没有什么“诛之不可胜诛”的问题，他的办法是“尽屠丑类”，把他们全部杀光，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要让其骨肉完聚，以及“失其故居，离其亲属，则心怀忿恨”的问题存在了。这样，我们便差可想象，鄂尔泰所谓“连踏”若干寨，“凡属贼巢，扫荡一空”之类的说法，其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鄂尔泰不但大规模地屠杀了东川、乌蒙等地的民众，同时也毁坏了他们的家园，其中包括那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乌蒙天梯古城。对于这座城市，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当年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模样了。据民国年间写成的《《昭通志稿》所记，这座其后被称为“土城”的城市，它的“门洞犹存”，而到今天，其门洞也消失不见，只剩下二、三十米一段低矮的城墙孤零零地躺在那片名叫天梯梁子的旷野之上。

天梯乌蒙古城的历史，最迟也要追溯到唐代以前。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六乌蒙府条云：“唐时乌蛮仲牟由之裔曰阿统者始迁于窦地甸，十一世孙乌蒙始强，号乌蒙部。”但据彝书《确匹恒索》等其他有关资料推论，其年代可能还要早一些。对元代以前的乌蒙，我们所知不多，虽然《明史·四川土司列传》曾经提到过“宋有封乌蒙王者”，其事却难以确征。然而彝族学者岭光电先生则根据彝史记载，说是最初彝王寻找定都地点，找了好些地方，都不合意。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兹主堡”，这“兹主堡”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梯乌蒙古城。

和周边其它地区比较起来，乌蒙一地自元初以后，四百余年之间，都没有发生过较大的动乱，《明史·四川土司列传》说，宣德八年，“通判黄甫越言，元时本府向有学校，今文庙虽存，师儒未建”，可见，在这座城市之中，不仅设有学校，而且还建立了祭祀孔子的文庙。而在彝族古歌《叙乌蒙》之中，天梯乌蒙的形象乃是“象天宫那样，精美而壮丽”的。民国《昭通志稿》说该城“其城阔大，墙垣宽厚”，连鄂尔泰本人的奏折在叙述乌蒙之乱的时候，也无意中提到了当年这座城市里的商民，竟有万人之多。由此可见《志稿》所谓“其城阔大”，洵非虚语。

可是，经过鄂尔泰血腥野蛮的屠戮与焚掠之后，这座城市顿时变成一堆瓦砾，“内无墙垣，外无城郭。举步髑髅，遍野尸骸。迭尸流血，秽气满城。阵风尽腥，杯水半血”。总之，战乱之后的天梯乌蒙是已经无法住人了，于是不得不建新城。然而，在另建新城之前，鄂尔泰忽然提议，要将乌蒙一地，改名昭通，其理由是乌蒙二字，“不昭不通之甚者”，所谓“举前之乌暗而易昭明，前之蒙蔽而易宣通”，于是，昔日的那座天梯古城，不唯瓦砾无存，就连名字也让鄂尔泰给抹掉了。

乌暗蒙蔽并非乌蒙一词的本意，“雄才伟略，博学强识”的鄂尔泰想必不会不知道，而真正的乌暗蒙蔽，不就是在他鄂尔泰那黑暗心灵之中一股股地涌出来的惶悚和恐惧吗？莫非，在想起那些触目惊心、堆积如山的尸骸以及那座血泊中的城市时，能够一边作诗一边杀人的鄂尔泰大人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害怕和胆寒吗？或许正是因为自从乌蒙事变之后，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起这个名字，就会心惊肉跳的缘故，才使得鄂尔泰坚持要把乌蒙更名为“昭通”的。

昭通新城，是经过“宿究堪舆”的新任总兵徐成贞和知府徐德裕等特聘两位阴阳先生相度地形之后，在龙山之阳的二木那，距旧城约七里左右的地方建起来的。竣工以后，由于立下在自己国土之上“新辟疆域三千里”这样一件巨大功劳而被雍正升任为保和殿大学士的鄂尔泰为它的四座城门分别取了名字，东曰抚镇，西曰济川，南曰敉宁，北曰趣马。鄂尔泰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昭通四门记》。据说，从此以后，作为“蛮夷渊薮”的乌蒙，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文物之邦”。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又过了一百多年，十九世纪末一个英国传教士所见到的这个文物之邦到底进步到了个什么程度吧。

1888年的昭通，与所有其他中国的城市相比并无先进之处。本书的主人公将选择其为定居点。在某一座巨大的城门口，看到有几颗人头悬挂于城墙上，这种情景并不稀罕。山间乡村中盗匪盛行，无论何时捕获了被认作是匪徒的人，就会处以极刑，并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墙门附近。其目的无疑是想“令乱臣贼子惧”。当进出城市的时候，忙碌的汉族居民则穿行其下，他们一般都显得无动于衷与漠不关心。

（《在未知的中国》，第44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埃利奥特·甘铎理著《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东人达译）